2016年12月14日，在美国纽约特朗普大厦，（从左至右）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硅谷风险投资家彼得· 蒂尔、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 库克、甲骨文首席执行官沙弗拉·卡茨和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出席会

文/李峥

编辑/吴美娜

　　“停止非法驱逐”“工人而非富人拥有权力”“宪法危机已经到来”……4月19日，手持写着各色标语牌的抗议者群体聚集在白宫门口，对特朗普政府大规模裁员、加征关税、驱逐移民等政策表达不满。当天的抗议活动也发生在纽约、旧金山、波士顿等城市。在华盛顿，受到联邦政府大规模裁员等政策影响，抗议活动已经常态化。

　　美新政府成立3个多月以来，美国各地已多次发生此类抗议活动。美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价值观等层面的深刻分裂由此可见一斑。支持特朗普的群体与反对他的群体对美国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这种分歧不仅体现在政策偏好上，更深层次地揭示了意识形态和认知上的对立。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算法通过构建“信息茧房”，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裂，使得不同阶层、族裔和群体之间的认知差距不断扩大。

全国性抗议进入第三阶段

　　4月初，在特朗普宣布极具争议的关税政策后，美国爆发名为“Hands off!”（“住手！”）的全国性抗议活动。活动组织者说，4月5日当天在首都华盛顿和全美50个州共举行了约1300场游行示威活动，上百个社会团体参与，抗议地点涵盖纽约、芝加哥、波士顿、西雅图、洛杉矶等重要城市。

　　主办方之一“前进”组织发表声明说，这是1月20日以来美国爆发的最大规模集体抗议，数百万民众在全美各地同步行动，以空前规模捍卫医疗权益、劳动收入、教育公平、公民权利和民主制度。美新政府削减劳工权利、破坏医保体系以及导致全民生活成本持续上涨的举措，是激发民众抗议的主要原因。

　　拉长时间线来看，这一轮抗议活动是自2016年以来系列抗议活动的延续。近10年来，其演进过程也反映出美国社会对民粹政治的认知迭代。截至目前，相关抗议活动经历了三个显著阶段。

　　第一阶段发生在2016年特朗普首次竞选总统期间。当时共和党建制派发起了名为“永不特朗普”的反对活动，其主要操盘者包括罗姆尼、格雷厄姆等党内大佬。这场活动主要针对特朗普“反建制”“不遵守传统”等民粹风格，最终虽未引起较大反响，但加剧了共和党内部分裂。

4月19日，人们在美国纽约街头参加抗议活动

　　第二阶段发生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几年中，美国爆发多轮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活动，其中，2017年的“妇女大游行”参与者达到500万人规模，创下美国自越战以来的新纪录。2020年的“弗洛伊德事件”虽然规模不及前者，但抗争烈度空前，有1万多人因此被捕并造成数十人伤亡。

　　“住手！”作为“第三波抗议浪潮”的代表呈现一些新特点。例如，抗议转向“毛细血管式渗透”，抗议活动总数量多，但单个抗议活动的人数规模变小。组织形态也呈现去中心化样态。抗议不再采取核心会场的传统模式，更多发生在社区、商场等非常规抗议场所；发起者基本不再是传统政治精英，舞台更多属于普通民众。据美国媒体统计，参与“住手！”活动的抗议者中78%为普通工薪阶层、退休人员和在校学生。

　　这些转变，体现出抗议活动已不再停留于针对特朗普个人及其政府，而在向“寡头资本与工薪阶层”的阶层对抗演变。

美国内深层对立仍在发酵

　　特朗普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分歧，根植于人们对美国现状和未来方向的不同判断。支持者往往将特朗普视为一个直言不讳的颠覆者，认为他挑战了华盛顿的腐败精英和全球主义议程。他们赞赏特朗普减税、放松管制的政策和强硬的移民立场，认为这些措施能振兴美国经济，保护本土工人的利益。在他们眼中，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刺激了经济增长，创造了就业机会。此外，他们支持特朗普在国际舞台上的强硬态度，例如退出《巴黎协定》和发动贸易战，认为这些决策维护了美国的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

　　反对者则将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政客、企业家等视为对民主制度和社会正义的威胁。他们批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偏向富人，忽视中低收入群体和边缘化社区的利益。例如，批评减税政策加剧了贫富差距；削减医疗补助和社会福利项目，损害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此外，反对者对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如“零容忍”政策）感到愤怒，认为这些措施不仅不人道，还损害了美国的道德形象。他们还担忧特朗普政府对气候变化的否认态度，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孤立主义倾向，认为这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这些分歧不仅体现为政策选择上的差异，更反映出两种声音在美国未来发展方向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冲突。支持者强调国家主权、经济民族主义和传统价值观，他们希望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和全球化影响，重塑“美国优先”的国家形象。反对者则更关注社会公平、多元文化和全球合作，主张通过政府干预解决不平等问题。这种根本观念上的对立，使得双方在移民、医疗、气候变化等关键议题上难以找到共同立场。

　　支持者和反对者在街头对峙、社交媒体争论，甚至家庭内部也因政治立场产生隔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一项调查显示，约8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政治分歧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华盛顿共识”在消弭

　　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近期相关抗议活动可谓美国社会长期积累的矛盾大爆发。自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技术变革和文化多元化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加剧了不同群体在经济利益和文化认同层面的分化。特朗普阵营的崛起和相关抗议活动的兴起，正是这一分化在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形成“华盛顿共识”，即对所谓民主制度的基本信任、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广泛认同以及对“美国梦”叙事的共同追求。但随着美国新一轮移民浪潮、族裔多样化加剧、地区发展不均衡和社会阶层固化，美国社会结构深刻重组，传统共识逐渐瓦解。

　　近年来，在社交媒体持续颠覆主流媒体叙事的背景下，美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对对立阵营的敌意愈发明显。不同族群、宗教和政治立场之间难以建立跨越分歧的对话机制。

　　2024年大选中，这种分裂直接体现为对政治候选人形象的极端塑造与诋毁，以及不同群体在堕胎权、枪支管控、教育等领域的意见分裂。社会分裂和极端化更催生出政治暴力事件。选后，美国又发生针对企业高管的恶性袭击事件，暴力正成为美国一种跨越意识形态的新的政治表达方式。

　　这些现象表明，美国正在经历一场重新认知自身身份与价值的深刻危机，这场危机也让美国各州各地方的政治分裂加剧，“美国反对美国”的现象更加普遍。缺乏共识、难以动员的美国社会既制约了美国对外干预的能力和意愿，又让美国社会对于外部挑战和威胁更加敏感，容易产生应激反应。

科技巨头颠覆性影响正显现

　　经济、科技等问题与社会矛盾交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浪潮冲击下，美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革，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科技巨头的崛起。21世纪前十年，谷歌、苹果、亚马逊、元（原脸书）、微软五大科技巨头逐渐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企业群体。2020年以来，特斯拉、英伟达加入万亿美元市值的巨头俱乐部，形成了规模更大的“七姐妹”。“七姐妹”占美国标普500指数总市值比例接近30%，其市值总和超过除了美国和中国之外的任何一个经济体的GDP。如此庞大的资本体量使科技巨头在股票市场独占鳌头，也使美国经济的权重向科技领域大幅倾斜。

　　“七姐妹”市值膨胀的背后是美国经济的深层次变化。从营收、盈利能力、市场地位、技术创新等维度看，“七姐妹”遥遥领先于其他美国企业和国际竞争对手，其技术创新能力、用户数量、市场规模与融资吸引力形成了一个不断强化的“闭环”，成为美国经济和资本市场新的锚和美国霸权新的依托。“数据美元”“算力美元”“加密美元”正在替代曾经的“石油美元”“贸易美元”，成为美国金融霸权新的支撑。

　　科技巨头的崛起也深刻影响了美国经济的产业格局和就业结构。高科技产业在沿海大都市圈，如旧金山湾区、西雅图大都会区、波士顿和纽约等地，吸引了大量人才、资金和创新活动，形成产业集群。这些地区凭借科技产业的高附加值和高利润率持续发展，房价、消费和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美国内陆、中西部和南部的许多传统工业区、农业区和资源型地区却未能充分受益于数字浪潮，其企业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持续下滑，在新一轮美国经济发展中落在后面。传统制造业的相对衰退与产业链上移，使得美国经济愈加呈现“两头大、中间空”的特征。中低收入工人实际工资增长缓慢，阶层流动性明显减弱，无法分享科技红利的普通工人更易面临技术进步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问题。

　　拜登政府试图通过《通胀削减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等产业政策重新布局高科技供应链，推动制造业复兴，平衡大科技企业与传统产业、沿海发达地区与内陆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政策短期效果有限，科技巨头反而成了从这些产业政策受益的“主要赢家”。特朗普政府采取的“自由放任”“科技乐观主义”路线，可能还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数字时代的“赢家通吃”效应，令美国经济高度失衡，与世界经济的差异愈发突出。

　　金钱政治、政商联合是美国政治的常态，近年来这种现象进一步升级。不少美国商界、娱乐界名人不再掩饰其政治倾向，开始更加积极地为政党和候选人拉票。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动员了不少科技巨头和体育娱乐界巨星加入，竞选活动甚至变成了“演唱会”。新的政治动员方式不仅改变了选举，也改变着美国政治的运行规则。精英阶层的政治话语权在增大，普通民众的权重随之下降。

　　与此同时，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的深度推动，使科技与政治全面交织。人工智能算法对于民意和选举的影响正逐步显现，推动美国政治正在进入“后真相时代”。因社交媒体和算法导致的“信息茧房”效应，每个选民看到的场景可能截然不同。民众的政治理念容易被社交媒体信息强化，并进一步将认知偏见固化。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在所谓“美国优先”旗帜下，美国可能会更频繁地调整与盟友和竞争对手的关系，采取更加强硬和不稳定的策略谋求在全球取得优势，这将对全球多边秩序和国际合作体系持续造成冲击。特朗普团队推动的政府改革、去监管或将进一步强化美国科技巨头的优势，加剧美国经济的失衡局面。这种高风险路径，有可能驱使美国社会全面拥抱新经济，放弃难以复苏的传统产业，同时也有可能导致美国社会进一步走向撕裂和对抗，陷入另一个混乱的循环。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